女性困境及其写作策略
本文转自：荆州日报
女性困境及其写作策略
——读马南《冰裂纹笔记》札记
□ 彭定旺
马南的中短篇小说集《冰裂纹笔记》由十二篇关于普通女性的故事组成，涵盖不同年龄、地域、阶层与职业（如编剧、母亲、志愿者、农村女性等）。她们面临的困境虽具共性，却在具体情境与心理状态上呈现丰富差异。作者不仅书写女性在婚姻与情感中的困局，也触及性侵、家暴、社会凝视与道德枷锁等结构性议题，展现出女性悲剧的复杂性与系统性。
困境呈现及其意义层级
随着教育普及、经济独立、社会参与扩大和法律保障完善，女性的社会与家庭地位逐步走向自主与平等。然而，马南笔下的女性仍陷于无形的压迫之中——这种压迫不仅来自外部制度，更源于内在认同的撕裂与社会期待的惯性拉扯。她们在母职与自我价值、沉默与发声、逃离与坚守之间反复挣扎，每一次选择都充满代价，每一次觉醒都伴随痛感。“冰裂纹”不仅是伤痕的隐喻，也是光照进来的路径——它揭示女性在破碎中重构自我的可能，映照出转型时期尚未弥合的缝隙与希望。马南所呈现的女性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类：
婚姻与家庭关系。女性在婚姻中常丧失主体性。《无花果》中的胡胭脂因未婚先孕，被迫嫁入控制欲极强的婆家，从青春少女沦为忍辱负重的妇女，即便决心出走，仍不由自主地回到原点。《演唱会》中的母亲任红为女儿升学倾尽所有，却换来丈夫的嘲讽与女儿的叛逆，她在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中湮没了自我。这种“吞噬”与“丧失”在书中屡见不鲜，女性试图反抗，却常被无形绳索拉回原地。
“丧偶式婚姻”中，女性承担全部情感与育儿责任，丈夫虽在场却形同虚设。《永生桥》中的两对夫妻即为典型：丈夫们投身事业、漠视家庭，甚至酿成悲剧，而真正的承受者仍是他们身后的女性。这种家庭权力结构中的底层角色，折射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角色失衡。
情感与性爱困境。女性在爱情中常成为被背叛与伤害的一方。《至亲至爱》《猫也许知道》中的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全心付出，却遭遇背叛与情感抽离，爱沦为单向牺牲，性爱则成为义务与痛苦的来源，身体被工具化，欲望被忽视甚至扭曲。女性亦常在情欲与道德之间撕裂。《拉珍》中的婚外情并非为出轨辩护，而是揭示女性在压抑结构中的本能反抗——她们在禁忌中寻找主体性，却往往陷入更深的孤独。马南拒绝将女性简化为受害者或反叛者，而是展现她们在羞耻与渴望之间的辗转，呈现内在的裂痕与韧性。
身体与性别暴力。家庭暴力、性侵、猥亵等身体创伤在《寂寞如雪》《万物回春》中得以冷静书写。马南不渲染暴力本身，而聚焦其后的隐痛——女性如何在无人见证的角落重建破碎的身体感。这些创伤是性别权力失衡的极端显影，而社会对“完美受害者”的苛求，使她们在控诉时再次受审。女性身体亦常因外貌与体型被羞辱。《雪影珊瑚》中的蒋云云因肥胖遭受丈夫冷落，揭示出社会以单一审美为刑具施加的审视暴力。当女性被迫以他人目光审视自身，身体便从家园沦为囚笼。
《猴王》中的“猴王”象征权力结构中反复出现的支配姿态，揭示性别暴力如何被文化默许甚至美化。真正的反抗始于拒绝扮演，从身体内部唤醒沉默的力量。
社会道德与性别规训。传统贞洁观仍深深束缚女性。《拉珍》中的自我压抑并非个体软弱，而是千年礼教在女性肌理上的烙印。现代性冲击下，旧道德以更隐蔽的方式回流，使女性在家庭、婚姻与情感中始终处于道德审判之下。
母职被自然化为“情感劳动”，如《演唱会》中任红的牺牲。社会将母亲角色神圣化，却遮蔽其中不被计算的情感付出与个体代价，使女性在奉献名义下几近湮灭自我。对“贤妻良母”的期待与女性自我解放之间的冲突，如无形丝线编织成温柔的牢笼。
马南笔下的人物不嘶喊，却以静默承受暴露出制度之痛。她们在厨房灯影、病床守候与被折叠的梦想边缘，一次次追问何为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奏。
正如伍尔夫所言：“沉默不是美德，而是痛苦的积累。”马南笔下的女性虽未彻底冲出牢笼，却已开始凝视自身，在顺从的惯性中悄然复苏被压抑的自我。这种觉醒不在宣言里，而在日常褶皱中的微小断裂与瓦解中。这或许是马南作品的意义所在。
叙事策略与期待
长期以来，文学创作多由男性主导，女性形象常被简化为天使/恶魔、贞女/荡妇等类型，其意义多服务于男性主角或社会道德象征，缺乏独立的内心世界。
女性作家的涌现使女性题材文学从“关于女性的文学”转变为“女性创作的关于女性经验的文学”。从简·奥斯汀、夏洛蒂·勃朗特到弗吉尼亚·伍尔夫，女性文学确立了自身不可动摇的地位。
作为女性作家，马南不仅是“写女性”，更是“写人”——写人在性别秩序下的挣扎、觉醒与超越。她运用复调叙事、象征手法与开放式结尾等现代技巧，将女性经验提升至美学层面，文本兼具情感张力与思想深度，并带有楚地文化的浪漫与象征色彩。
《冰裂纹笔记》的文本具有两个显著特征：
其一，语言节制、精准。如《拉珍》中写旺久“皮肤黝黑，头发像绵羊毛一样卷”，写牌局“带着叫喊的牌局后半夜才散”，简洁干脆，不拖泥带水。对话是马南揭示人物内心的重要手段，短促、克制却暗流涌动，蕴含多重解读空间。
其二，叙事自然舒缓，如清泉流淌，不刻意制造波折，不急于给出答案。马南拒绝将女性经验奇观化，她的叙述如低语，在文字的演化中保持文本的完整与绝妙。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即是对简化、猎奇与消费性叙事潮流的反抗。
托马斯·福斯特在《如何阅读一本小说》中指出：“福克纳像是充满信息和详尽细节的瀑布，海明威则是由暗示和克制构成的溪流。最终，他们都需要读者的共谋来创作意义。”马南的小说正属于后者，需要读者在字里行间捕捉情感的裂痕与微光。然而，马南笔下的女性形象虽鲜活，部分角色仍带有“牺牲者”原型的重复感，陷入“被伤害—觉醒—失败”的线性叙事，略显审美疲惫。
未来创作或可拓宽视野，将女性困境从情感与家庭场域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与公共议题，展现性别压迫的多重嵌套。笔触若能更多触及制度性暴力的隐形机制，而非仅聚焦个体心理挣扎，或将使批判更具纵深。同时，女性主体性是否只能通过痛苦确证，亦值得深思。
在叙事上，马南已有探索，但仍可进一步在现实主义基调中融入更多文学手段，增强结构与形式的实验性，使文本更具张力与解读空间。
当然，作家的创作不在于技巧堆砌，而在于是否依然相信：写作是一种看见，也是一种救赎。不回避矛盾，不简化困境，不美化结局，以文学的勇气与良知，回归“人”的复杂与真实，书写那些“未被言说”的生命经验——这样的态度，比技巧更为重要。
发布于：北京
